>    王志：什么时候能看到真正的产品？

    曹韵贞：我也跟你一样希望早一点看到。不知道。

    王志：能够预期吗？

    曹韵贞：不能。

    王志：五年、十年，或者说永远不可能。

    曹韵贞：太多人以前讲过五年十年，有的人还说今年，不知道。因为艾滋病的病毒，它的变异实在太快了。

    王志：但是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艾滋病研究，突然停滞不前了。

    曹韵贞：您不是搞这一行的，您也许不懂，我说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身体里边同一个身体里边的疫苗，它就有不同的变异。它为什么要那样，它就是说这个药要进去了，你这一部分的病毒，它对这个病毒，对这个药有作用，另外这个病毒，它对这个药没有作用，相当复杂。

    王志：那我们对艾滋病病毒的了解比刚发现它的时候到底进步了多少？

    曹韵贞：那当然进步了很多，那是进步了很多，那是无可非议的，当然是进步了，但越进步越复杂。

    王志：那你认为科学的信心现在比这个患者的信心或者广大民众的信心更足一些吗？

    曹韵贞：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民众吧，他不了解的那么多，他只是希望能快点研究快点研究，总归可以研究出来的，他不知道那么大的复杂性，而作为科学家也有不同，比如说临床医生，他不太懂疫苗的话，哎呀，这些人怎么搞的，赶快搞一个什么，现在不是可以换基因嘛，那换个基因不是可以好一点嘛，但是真正懂得基因的人又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这个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所以各种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面，恐怕这看法会有不一样。

    王志：那你说来说去我们还是看不到希望。

    曹韵贞：我应该说现在只能看到曙光，而没看到希望。

    王志：这两者有区别吗？

    曹韵贞：有区别，曙光就看到那么一点点。希望是看到，马上可以来了。

    　协助何大一进行"鸡尾酒疗法"的系列研究，曹韵贞取得了瞩目的学术成果.然而也就是在她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时刻，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曹韵贞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辞掉在美国的工作，离开在美国的亲人,只身回国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王志：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回来呢？

    曹韵贞：选择回来是因为我觉得当初国内的艾滋病工作还没有起色，前卫生部长陈敏章他劝我回来，彭佩云委员长劝我回来。彭佩云委员长说你回来，我说我五十六岁了，我六十几岁还在做，我说您是国家领导，国家现在都需要五十五岁以下的人，我说我回来干吗？他说艾滋病工作人员少，你回来吧。这样的话我回去，脑海里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我就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我是丧失了最好的年代。因为我是二十三岁大学毕业的，二十六岁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我自己的精力，我自己想为国家做事的十三年耗掉了，所以我是想回来给自己一个挑战，我能做吗？

    王志：那好不容易出去了，又选择回来。

    曹韵贞：回来为国家。

    王志：没有斗争吗？

    曹韵贞：我本身好像斗争不大，我家里斗争很大，我家里除了母亲没有同意回来的，我先生甚至跟我说，你要回去我跟你拜拜。

    王志：母亲为什么支持你。

    曹韵贞：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说我的女儿，你要为国家做事。

    王志：那家人反对的理由呢，对你没有触动？

    曹韵贞：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太苦了，中国老百姓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998年7月17日，曹韵贞从纽约乘飞机回到了北京，伴随她的是29箱实验器材和资料，其中就有首次引入国内的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

    曹韵贞：这个上边还有一个曹字，这里有个曹字。这个箱子就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时候放很多小的试管、盒子，他们还留着。

    王志：生活改变大吗？

    曹韵贞：生活当然改变大，当初我先生正好是心脏病，要装支架，一个电话来，我真的，就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如果我不回去，我先生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先生只有一个，病人有好多，但是我咬紧牙关。我觉得，我请何大一帮忙，我打电话给何大一。何大一说，你去吧，我来陪他去。何大一在那个实验室里陪病人到医院是第一个，史无前例，就是空前绝后。我母亲过世，我到处在外面跑；我母亲病危，我当初到了飞机场，131个人在等我讲课。我打电话回去说妈你怎么样？我妹妹说妈不好，我真的在飞机场想撞死了。我母亲28岁守寡，带大我们两个人，没有再嫁，我妈拿了电话跟我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到了山西讲课，完了赶到福建讲课。讲完课回去，装了起搏器，我母亲坚持了20个小时，我母亲走了。

    曹韵贞：我妈最喜欢康乃馨了，所以每次买花，总会有三朵是康乃馨，红的。

    王志：但这些可能没法跟人说。但是你的工作当时在国内能够得到理解吗？

    曹韵贞：我刚回来中国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是不理解艾滋病，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为什么艾滋病治疗起步晚的一个原因。

    王志：那个时候是不是最艰难的？

    曹韵贞：最艰难。

    王志：遇到阻力，阻力是来自什么方面呢？

    曹韵贞：政府的阻力，我这句话又不对了，政府的阻力，不过我想跟王志我应该坦白说话，政府的阻力。

    王志：哪一级政府？

    曹韵贞：各级政府。

    王志：怎么说？

    曹韵贞：中国领导讲话很有技术的，我也学不会这个技术，就是说他很支持你，但是说，这是很应该的，很什么的，那你说很应该的，你没钱你怎么做啊，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跟政府要钱，我不是为钱来的，要是为钱我不回来，我知道中国没钱，但是我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我第一次跟张文康部长谈话我就在路上拦住他，我说张部长，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如果说这个艾滋病再过几年的话，再弄不好的话，你就是干部中的罪人，我是科学家的罪人。他跟我说，他说，曹韵贞你不知道，我是坐在火山口上。我说我就要你这句话。

    王志：你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曹韵贞：政府要重视啊。你不重视你不就成了罪人了嘛。

    王志：那您说科学家的罪人，把自己搁进去。

    曹韵贞：对呀，我没有好好做我不是罪人嘛，你治病不是靠科学家嘛，

    曹韵贞回国后担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付主任以及该中心临床病毒室主任职务，负责艾滋病病毒研究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当时,我国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集中步入发病的时期，然而对艾滋病的有效治疗却刚刚起步，曹韵贞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她急于将"鸡尾酒疗法"引进国内，让中国的艾滋病患者能够得到规范化的治疗。

    王志：那你怎么开展工作呢，钱的问题怎么解决？

    曹韵贞：钱我从药厂拿啊，我从美国的基金会拿六万七万美金。

    王志：这不申请啊？

    曹韵贞：一点一点申请，我申请到两百多万美金啊，还有两百多万美金的药物，都是从各个药厂申请。我都求他们了，我到药厂我都是用中国人的办法，谢谢你们了，为了艾滋病人给我们一点药，最后他们都被我感动了。

    王志：药也是这么解决的？

    曹韵贞：药也是，然后药再得到，原来卫生部疾控处的帮助就是给我出证明，让他们就特批，这些都是领导开绿灯的，特批。因为这个时候药都不好进来啊，就特批，一百人份药，特批多少药，就这么进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也是，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开嘛，这个事情药厂是拿我做棋子。这个说的很清楚，是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王志：药厂的利益在哪呢？

    曹韵贞：药厂的利益就是利用我做棋子，跟你政府谈判了，先出点血，希望你政府买药嘛。那以后跟政府谈判就是这些基础嘛，有了这些基础，药厂就谈判了，所以2003年以后我就不参与了。

    王志：那我觉得你在中间是很微妙的，做好了两面都说你好，做不好两边都会怀疑你。

    曹韵贞：对，药厂知道我认认真真，没有一个药厂说我不好的，你可以去问，你可以调查一下。但是这里有人说，这里甚至也有个别领导说，这曹韵贞怎么这么为药厂说话？怎么，她没好处啊？我听了以后，我一开始很气，我气得要吐血。后来我一想没什么奇怪，这是中国的现状，正常变成不正常，不正常变成正常。那只要我自己站得住，我无所谓。我跟你说了，王志，我从心里跟你说，我是无求，我无所谓。

    曹韵贞免费争取到了"鸡尾酒疗法"所需的药物，不过这些药物只有一年的免费使用期限。一年过后，曹韵贞遇到了新的难题。

    王志：什么情况呢？

    曹韵贞：药厂也不是吃素的，他用我也是用一个棋子，用我推出来这个效果好了，用我去跟卫生部帮忙他们谈，谈到最后这不是我左右的，对不对，我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所以在当中有一段时间就衔接不上，国产药跟那个药衔接不上，那都要用贵的药，那贵的药你也知道，用得起的人不多，两种人用得起，一种是做生意的人，一种是父母，因为父母为了子女的话倾家荡产，所以我们有一部分父母当然没有儿童药，都是我用的成人药给他一半，那外国人也批评我，说是不科学，那我小米加步枪啊，我怎么科学啊，我照样也治好了这些小孩啊，那没办法啊你说对不对。那以后我厂的药来了，这些药来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王志：在现在很多病人都能够吃上国产药了这个跟你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