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抢劫杀人罪被判死缓，直到警方锁定真凶，他才冤情大白，但却已在狱中度过了近10年。在“佘祥林案”之后，这个河南农民，又一次以个人命运拷问制度缺失　

郝金安（中）出狱当天与亲人相见。洪波 摄

    当郝金安离开呆了近10年的监狱时，他只是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三道铁门依次关闭，铁窗生涯终于被抛在身后。在他前方，监狱的负责人、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以及律师，给他带路。

    但他面无表情，对这一切似乎不加理会，只是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缓缓地挪步。

    12月18日上午11时过后，这个穿着深蓝色囚服的人“总算见到了太阳”。右手食指在取保候审的文件上按下手印后，他被安排到太原市109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多年前，这个河南舞阳的农民曾经按下改变命运的另一个手印。在一纸口供书上，郝金安承认自己抢劫杀人，随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50岁的老郝至今清楚记得这场牢狱之灾的起点：1998年1月24日晚8时，4名自称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台头镇派出所的警察把他带走。那时他是当地一家煤矿的工人。一个同样来自舞阳的矿工刘茵和被害，他成为首要怀疑对象。不仅如此，在他租住的房间里还找出与现场脚印吻合的一双皮鞋，外加一件血衣。

    在郝金安的自述里，他这样辩解：鞋子是花20块钱从老乡牛某、杨某那里买来的，血衣也是他们留下的。

    在检察机关一份时间为1998年8月5日的讯问笔录里，有着同样的说辞。其中，郝金安还提出牛、杨二人为真凶的怀疑，并赌咒称如果说谎“就把我杀掉”。

    但这一辩词并没有被乡宁警方以及后来的临汾市检察院和法院采纳。郝金安语气急促地回忆说，那些警察甚至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在一间平房里，他先是被扒光了衣服，接着受到皮鞋的踢踹和警棍的抽打。曾经昏过去醒来，发现身边多了盆冷水。直至天亮时，这位已经无法站立的疑犯终于承认罪名，殴打这才停止。

    但他的苦痛并未因此结束。10天内，他浑身带伤躺在看守所里。随后，被送到医院做了一个手术，左腹留下一条一掌宽的伤疤。他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手术，直到几天前，他才从109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自己少了一个脾脏。这家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自己虽然并未研究过郝金安的病例，但根据常识判断，摘除脾脏大多因打伤所致。

    “我身体原来棒棒的，现在却成了残疾人。”这个农民嘟哝道。

    他从未料到自己命运的逆转。1996年，他离开河南老家到山西打工，原是为了挣钱娶媳妇。据说，他很受矿长器重，曾被任命为工头，带领十几个人在井下拉煤，每个月能挣800块钱。但两年之后的年底，他便因涉嫌抢劫杀人被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临汾分院提起公诉。尽管郝金安在法庭上表示：“我是冤枉的。”但最终山西省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郝金安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农民，当时并不清楚死缓是不是要“掉脑袋”。身旁的律师提醒他不服可以上诉，但他同样不明白这个法律名词的含义。

    “要是（当时）知道还能改（判决），就算崩了我也要上诉。”现在，当他躺在医院里，他以少有的高声量说道。

    但这个光棍汉就这样一步步迈进了铁窗。“苦闷”是他形容其中滋味最多的词语。他很少参与看电视、打篮球等娱乐活动，常常半夜藏在被窝里哭，有时因为压力大而失眠。偶尔和狱友们说起这段冤情，也很少有人相信，“这么大的案子，不可能判错。”

    他也很少想家，因为“没有家”。在他出生不久“刚会爬”时，就失去了父母，只有一个年长5岁的姐姐。为了不连累亲人，他最初从不联系她。更何况，那是笔不小的开销，每个月8块钱的津贴，寄一封信就要花去一半。

    但是，在12月18日上午，当郝金安走过又宽又长的监狱走廊，看到为自己伸冤奔波的姐夫吴明甫时，他麻木的脸上还是有了一丝表情。“哥！”他抱上去哭了起来。

    事实上，直到4年前，吴家才收到来自汾阳监狱的信件。一个署名郝金安的人张口就要 200块钱，说是治疗自己的头痛病。起初吴明甫担心这是有人欺诈，并未回复，因为他以为久已失去联系的内弟早已离开人世。直到第三封信，他们才意识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真的可能成了劳改犯。

    这一事实令他难以置信。在他的印象中，郝金安老实本分、“没有很多心眼”。在河南老家，他的这个内弟守着近两亩地的苞谷和麦子过活。作为村里有名的穷光蛋，土房里只摆了张木床，连头牲口都买不起。

    2004年，吴明甫带着疑惑来到汾阳监狱。隔着厚厚的玻璃，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头发、胡子已经花白的人，他有些不敢相认。“老了太多了。”他说，“人家都问这是你大哥吗？”

    吴明甫这才得知内弟的“冤情”。他决心为内弟申诉，但邮寄出了七八十封申诉信，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直至去年，河南省宜阳警方逮捕了牛某。经过侦查，乡宁县公安局确认，刘茵和一案的真凶是牛某等4人，而非郝金安。

    不过，听到这个消息时，郝金安一点都不相信。“这么多年了，咋会一下子抓住呢？”他认为这是亲人安慰自己的谎言。当他看到乡宁县公安局的通知时，更是怀疑：“我咋能相信抓我进牢的人的话？”

    这个关在监狱里的农民始终相信，自己下半辈子“就这样了”。直到离开监狱前两小时，他还懵懂地猜想自己为何被喊到会议室里谈话。他并不知道，早在前一天上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决定在没有依照程序宣判其无罪之前，先进行取保候审。

    12月18日中午12时，郝金安在汾阳市金盾宾馆享受了离开监狱后的首份大餐。面对饭桌上的鱼虾和汾酒，他有些诚惶诚恐。因为“这么多领导”陪着吃饭，还“这么友好”，对他而言是第一次。

    在医院，他换下了臃肿的囚衣，换上一件灰色羽绒服。这是姐夫估摸着他的尺寸，在太原市一家批发市场，花60块钱买来的。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牙刷毛巾，一位副院长主动拿出自己的两套送给他。

    他并不健谈，只是记者问什么答什么。“我被关了快10年，得花好几天才能说清楚脑子里想的是啥。”这个老实人有些木讷地说。

    据身边人形容，如果有陌生人问话，他的眼睛会突然睁大，脸色也变得很差。晚上睡觉有时会莫名惊醒，“似乎时刻处于恐惧之中”。

    在找到真凶后的一年里，为他洗刷冤情似乎还不是那么容易。郝金安姐姐一家，从女婿到儿子都曾为他奔波。但迟迟没有结果。法院说，最后一名嫌疑人尚未抓获，需要公安加大办案力度；而检察院称，必须等法院再次裁定才能放人。

    吴明甫一度“绝望得想要放弃”。他说自己这些年为了打点这件事，先后已花了三四万元。每次来山西都是住15块钱一晚的小宾馆，“被子什么的都特别脏”。而他妻子的双眼也由于为弟弟流泪过度而导致青光眼，花掉了3000元手术费。

    最终他们寄希望于媒体。12月中旬，河南一家报纸连续两天报道此事。很快，吴明甫就接到律师李万忠的电话，称山西方面希望家属能够尽快赴晋解决问题。目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决定于明年1月10日,对郝金安一案开庭再审。

    记者联系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但对方表示，在此案结束前，他们不会接受任何采访。记者同样联系了临汾市公安局，但截至发稿时还没有回应。与此同时，太原市109医院也不让记者接触郝金安本人。

    眼下，这个农民还顾不上考虑他的将来。不过据说，他在老家的房子意外被烧毁，如今只剩下一片荒地。他的律师李万忠为他的将来感到担忧：“哪里安家？怎样安家？怎样治病？怎样生活？”

    这位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用“悲哀”和“沉重”来形容自己得知此事后的心情，他也因此志愿免费为其代理案件。在他12年的检察官和8年的律师从业经历中，“从未遇到过此类错案”。

    在他看来，郝金安一案中，“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粗糙，以审代侦，以刑代侦，而法院和检察院都未能严格把关，最后连死刑复核关也轻易闯了过去。”

    “四重纠错关卡，如果有任何一个关卡把住了，郝金安的悲剧就不会出现。”这位律师语调沉重地说。

    另一家报纸把郝金安和聂树斌及佘祥林作比较，称其为中国司法界“乌龙案件”最具意义的标本。这家报纸评论说：“更可怕的是，在‘乌龙案件’面前，我们的司法救济和纠错却显得那样的滞钝，那些蒙冤者不得不继续披着莫须有的罪名，继续着失去自由的冤狱生涯。”

    不过幸好，被视为标本之一的郝金安即将洗刷冤屈。如今他被安排在医院的干部病房，享受着一个15平方米的单人间。此前在牢房里，同样大小的空间要挤11个人。由于尚未被宣布无罪，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医院内部。“我可想出去逛逛。”他在走廊里散步时说。

    郝金安记得自己走出监狱的那天上午，阳光灿烂。坐在开往医院的汽车后座上，他第一次看到了高速公路、立交桥和翻盖手机，还有大街上穿得“花花绿绿”的男女。一切都和近10年前离开时大不相同了。（记者 杨芳）